尹全洲，1966年11月出生，1988年7月參加工作，1996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國銀行寧夏分行國際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副處級），中國銀行寧夏分行監察室正處級監察員，寧夏社科院黨組成員、副院長，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自治區金融辦主任，自治區審計廳黨組書記、廳長，中國華星置地投資有限公司黨委副書記。2019年9月，辭去公職。
2020年4月26日，尹全洲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寧夏回族自治區紀委監委審查調查，并被采取留置措施。
2020年10月，經自治區紀委常委會研究決定，給予尹全洲開除黨籍處分；鑒于尹全洲已經辭去公職，不再給予政務處分，將其涉嫌犯罪問題移送檢察機關依法審查起訴。
2020年11月，銀川市檢察院以尹全洲涉嫌受賄罪、挪用公款罪向銀川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2021年1月25日，銀川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決尹全洲犯受賄罪、挪用公款罪，判處有期徒刑14年，并處罰金60萬元，同時追繳其違法所得。尹全洲提起上訴。
2021年7月15日，寧夏回族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作出二審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我之前去拜訪過‘高人’，他說我命里會有一‘劫’，不過他會幫我化解，我也做好了準備。”被宣布留置后，尹全洲雙手合十，念念有詞，依然不信組織信鬼神。
也正是這個信仰迷失、自欺欺人的領導干部，在審查調查后期，動輒跪地捶胸、痛哭流涕、悔不當初：“這里本不應該是我來的地方，因為我的貪腐和墮落，這里又成了我最該來的地方。”
重新學習黨章黨規、自我反思后的尹全洲終于意識到之前的行為是多么荒誕可笑，他口中的高人并不能救他，反令他在違紀的泥沼中越陷越深。“我愧對組織的培養，這一樁樁違紀違法的事實讓我心發顫、身發抖，感覺自己就是一只毀國毀家的螻蟻。”
尹全洲一路走來，有著光鮮亮麗的經歷，28歲被提拔為副處級，此后，分別于33歲、35歲、40歲被提拔為正處級、副廳級和正廳級。然而，作為一名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待遇的“專家型領導干部”，尹全洲卻在燈紅酒綠、誘惑考驗面前，喪失理想信念，把個人凌駕于組織之上，辜負組織培養，直至53歲辭去公職，54歲身陷囹圄，淪落為性質嚴重、影響惡劣的反面典型，教訓沉重，引人警醒。
1 德不配位，從專家型人才到爭權爭名的“操盤手”
“我從小失去父母，很早就體會到生活的艱辛。因此我更加勤奮，立志靠讀書改變命運。感謝黨和國家，上世紀八十年代，乘著改革開放的春風，我有幸成為大學生。”對讀書的執著、對知識的渴望，讓尹全洲本不順利的人生路逐漸開闊起來。此后，靠著勤奮鉆研的勁頭，他一步步成長為經濟學博士、博士后，在專業領域取得一定成就，成為領導和同事口中的專家型人才。
1995年，29歲的尹全洲被中國銀行總行評為“突出貢獻一等獎”，當時全國獲此獎項的僅有十人。34歲，入選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跨世紀學術和技術帶頭人和自治區“313”人才庫，而后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待遇。38歲，便已在國家級期刊發表學術文章103篇。2005年，尹全洲被提拔為自治區金融辦主任，為化解金融風險，解決地方金融機構的發展問題做了一定工作。辦案人員告訴記者，“在當時，尹全洲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專家型人才，周圍的領導和同事都很看好他，組織也給了他很大的平臺。”
然而，隨著地位的提升和權力愈來愈大，尹全洲德不配位的特點愈發明顯，他自負地認為自治區金融辦離開他無法運轉，逐漸目空一切，變得獨斷專行。
“在金融辦工作期間，尹全洲官氣十足，大搞‘一言堂’，把單位當成了‘自留地’。”據辦案人員介紹，為了給金融辦“爭權掠地”，尹全洲以改革的名義，將小額貸款公司審批、設定保證金期限、劃定經營范圍以及地方銀行單筆的房地產放貸業務審批等權力收歸金融辦掌管，金融辦成了“權力收割機”，而尹全洲則是實際的“操盤手”。
在尹全洲的把控和操縱下，自治區金融辦審批小額貸款公司的一紙批文“價值千金”，“不給尹全洲送錢就辦不了小貸公司”成為當地坊間熱傳的小道消息。接受訊問時，尹全洲也坦言自己是寧夏小額貸款公司制度的破壞者、踐踏者，對當地的發展造成嚴重不良影響。
除了爭權，尹全洲還費盡心思跑關系、為自己撈取政治資本。擔任單位“一把手”期間，他完全忘記了自己的管理職責，一半以上的時間住在北京，跑關系、結人脈。貪慕虛榮的他借推動工作的理由想辦法、找機會要批示，并將上級對自治區金融工作的數個批示整理成兩冊影印本，適時展示給別人看。
2013年，尹全洲調任自治區審計廳黨組書記、廳長。為標榜自己，他專門發表文章大談廉潔，自詡為公共資金的忠誠衛士、人民利益的捍衛者。然而，他卻當面一套背后一套，私下大搞腐敗，不放過任何拿好處的機會，發表文章后不久就在自家小區附近一次性收受100萬元現金賄賂。
“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2017年，尹全洲接受自治區紀委約談后，感覺自己離“危險”不遠了，“仕途馬上要到頭了”，為了“躲一躲”，他想方設法調離寧夏去北京央企工作，此后他又辭去公職，下海經商。然而，辭職并不是貪腐的“免責金牌”，最終，自恃才識出眾的他還沒來得及在商場施展才華，就被組織立案審查調查并采取留置措施。
從銀行管理者到政研室副主任，再到自治區兩個廳局的主要負責人，后又到央企任職，尹全洲工作經歷不可謂不豐富，仕途不可謂不順達。然而，他的思想政治水平并沒隨著職務的升遷而提升，他甚至忘記了一名共產黨員應有的道德修養，辜負了組織多年來的培養和重托，“德不配位，必有災殃”，政績觀錯位的他淪為權力的“俘虜”，最終走上一條不歸路。
2 利令智昏，一心想著以組織的權、結自己的緣、圖更好的位、謀更大的利
“金錢迷失了我的雙眼，摧毀了我的靈魂，讓我與人民隔離，與組織隔心，讓我貪欲膨脹，把自己綁在‘搖錢樹’上，是我親手推開了黨溫暖的懷抱，走向了犯罪的深淵。”尹全洲懺悔道。
在權力和金錢的驅使下，尹全洲利令智昏、肆無忌憚，一心想著以組織的權、結自己的緣、圖更好的位、謀更大的利。一方面，尹全洲盡力打造自己的“專家型領導干部”形象，利用一切機會為自己“貼金”“撐門面”；另一方面，則處心積慮利用手中的權力架橋鋪路，把主導政策制定、監管服務的職責當成攫取不正當利益的平臺。
用權任性，以權結緣。“尹全洲的交友圈特別雜，有很多社會上的閑雜人員，還有一些騙子。”辦案人員告訴記者，為了攀上更大領導，尹全洲苦心經營，只要看上去有點人脈的人找他辦事，他基本都會給辦，并希望通過這樣的方式與“貴人”結緣，建立自己的人脈關系網，以更快獲得晉升機會。然而，交友無原則無底線的尹全洲有時反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以勢交者，勢傾則絕。辭去公職后，原本圍繞在尹全洲身邊的熱情朋友不見了，電話也不接了，他這才醒悟，離開了組織，自己什么都不是。
私欲膨脹，以權謀利。2011年，尹全洲想購買老板鄭某公司開發的兩套房子，但還差80萬元。此時，他恰巧了解到鄭某要辦理小貸公司，就給鄭某打電話讓其幫助付款。“在這件事上，鄭某投之以桃，而我是借助公權力和影響力報之以李。我沒有牢記自己是一名黨員領導干部，把權錢交易日常化，也為自己埋下‘炸彈’。”尹全洲說。經查，尹全洲在任職期間，共計收受他人財物折合人民幣551萬元（其中，收受禮金16.5萬元；利用職務便利收受他人財物，涉嫌受賄534.5萬元）。
“借雞生蛋”，“雞飛蛋打”。貪心不足的尹全洲先后挪用公款1300萬元作為個人投資本錢，主導親屬開設公司，玩起了“借雞生蛋”的資本運作。為了更快“生錢”，他以其侄女和其妻弟的小額貸款公司為平臺，向銀行貸款、向商人借款數千萬元，并加息將這些錢轉借給其社會上認識的“兄弟”——職業放貸人金某。然而，當“雪球越滾越大”時，金某卻突然“人間蒸發”了。尹全洲心有不甘，又把目光投向山東某地的旅游地產開發項目，他自信該項目能賺大錢，便繼續向他人借款、介紹老板為該項目拉投資，還將“以借為名”向他人索要的200萬元投了進去，卻未曾想該項目經營者在掏空項目資金后逃之夭夭。隨著兩個職業騙子的出逃，尹全洲夢想中的“金錢帝國”轟然倒塌，其幻想通過“借雞生蛋”發大財的美夢，最終因“雞飛蛋打”而荒唐收場。
公款姓公，一分一厘都不能亂花；公權為民，一絲一毫都不能私用。尹全洲濫權妄為，把當大官、發大財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越廉潔用權之底線，觸黨紀國法之紅線，最終作繭自縛，失去自由。這也告誡黨員干部要始終保持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的謹慎之心，正確處理好公與私、義與利的矛盾，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
3 信仰迷失，熱衷于結交“大師”為自己“指點迷津”
尹全洲原名“尹玉斌”，由于其癡迷于封建迷信“五行缺水”的說法，早年就將名字改為“尹全洲”。入黨時，為了字體美觀，他安排下屬代寫入黨志愿書，將入黨看作謀求政治進步的“砝碼”。
“尹全洲無視紀律，是游離于黨組織外的‘特殊黨員’。”辦案人員告訴記者，尹全洲很少參加所在黨支部的組織生活，也不嚴格執行領導干部有關事項報告制度。作為一名黨員領導干部，他對黨章知之甚少，入黨誓詞忘得一干二凈。
在擔任自治區金融辦主任、自治區審計廳廳長期間，尹全洲更是喪失了共產黨員應有的政治立場。他熱衷于搞迷信活動，結交形形色色的“大師”為自己“指點迷津”。他曾先后多次赴固原東岳山、甘肅崆峒山、青島嶗山、四川青城山等地寺廟燒香拜佛，求升官、求發財、求平安。
2017年8月，尹全洲決心辭去公職轉而經商時，他專程赴五臺山拜佛求財。2019年1月，他又因擔心其違紀違法行為敗露，赴河北某地請“高人”指點，以求“逢兇化吉”。
剛到留置場所，尹全洲氣焰囂張、丑態百出。他認為自己有“高人庇佑”，只要扛過去就沒事。不僅不遵守留置場所紀律規定，還對抗談話人員、刁難駐點工作人員，對組織毫無敬畏之心。據辦案人員介紹，他時而暴跳如雷，時而沉默不語，時而裝腔作勢，時而裝瘋賣傻，給審查調查工作帶來困難。
在辦案人員的耐心引導和思想感化下，尹全洲漸漸意識到自己的錯誤。在懺悔書中，他這樣寫道：“我鬼迷心竅，曾采取不正確的方式企圖逃脫自己的罪責。衷心感謝組織，感謝專案組人員、看護工作人員，他們對我的理解、包容和悉心照料，也將是我終生難忘的，我深表愧疚與感謝。”
從一名專家型領導干部到身陷囹圄的囚犯，尹全洲在權力金錢面前，迷失了方向，做錯選擇，一步步滑向腐敗深淵。究其原因，在于其理想信念“先天不足”，加上后天放棄思想改造和黨性歷練，在物欲的浸染下，腐化變質、自甘墮落。之后的十余年，他更要為自己的錯誤付出應有的沉痛代價。路是自己走的，而尹全洲走的是一條自毀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