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故居：湘西草堂

“萬物昭蘇天地曙，要憑南岳一聲雷。”萬歷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農歷九月的一個夜晚，隨著一聲驚雷響起，衡陽府城南回雁峰下的王家第三子誕生，取名“夫之”。

王夫之有個更為人熟知的名字：王船山。世人了解的王船山，或許是書本上那個“百科全書式的思想家和哲學家”。但卻不一定知道，他留下的家訓家書如今依然被后世子孫奉為圭臬，他在家風教育中傳遞的精神更對湖湘文化的“氣質”形成產生了綿延不絕的影響。

年少時的王船山天賦異稟、聰穎過人，卻個性張揚。他曾評價自己“剛愎好動”，但有賴長兄之嚴教。

“這就是王船山家族的精神傳承中最重要的一個字：嚴。”中南大學教授孟澤說。

這種家風之“嚴”，還要追溯到王氏家族的先祖。孟澤介紹，王船山的先祖曾因戰功被封為衡州衛指揮使，后由尚武轉向崇文，這才形成了以讀書、教育為重的家風，“但軍人家庭的氣質依然保留在家風家訓的傳承中”。

王氏家族家風有多嚴？王船山曾在《耐園家訓跋》中講述自己的故事：或有蕩閑之過，先子不許見，不敢以口辨者至兩三旬，必仲父牧石翁引道，長跪庭前，牧石翁反覆責諭……

可以看出，王船山的父親王朝聘認為的“嚴”，并不是體罰，而更注重以禮服人，注重自省。

在這樣的家風熏陶下，王船山接受了嚴格的教育，“王船山對于家風傳承的理解是非常人性化的。”孟澤認為，在王船山看來，家風之嚴是始于“禮”，而“禮”則出于敬與愛。

父親對名利的淡泊、低調務實的態度，使得王船山也秉承了“非淡泊無以明志”“處死生而不亂”的優良傳統，并將這一傳統，傳給了后世。

“記得年幼之時，父親為我發蒙，拿出先祖王船山《示子侄》家訓碑文拓片，逐字逐句教我識讀，并備齊文房四寶，手把手教我抄寫。”王船山后裔王宏回憶船山先生的《示子侄》家訓時寫道。

《示子侄》作為王氏家族篤信的家規，也引導著王氏子孫前行的腳步，《示子侄》（載《姜齋文集》卷四）全文：

立志之始，在脫習氣。習氣薰人，不醪而醉。其始無端，其終無謂。袖中揮拳，針尖競利。狂在須臾，九牛莫制。豈有丈夫，忍以身試！彼可憐憫，我實慚愧。前有千古，后有百世。廣延九州，旁及四裔。何所羈絡，何所拘執？焉有騏駒，隨行逐隊？無盡之財，豈吾之積。目前之人，皆吾之治，特不屑耳，豈為吾累。瀟灑安康，天君無系。亭亭鼎鼎，風光月霽。以之讀書，得古人意；以之立身，踞豪杰地；以之事親，所養惟志；以之交友，所合惟義。惟其超越，是以和易。光芒燭天，芳菲匝地。深潭映碧，春山凝翠。壽考維祺，念之不昧。

短短192個字，卻總結出了衡陽王氏家族興盛的寶貴經驗。而其中的關鍵，就是脫離“習氣”。

何為習氣？王宏認為，一懶惰二自私三狂傲，“這是我們一生都要告誡自己的，無論順境逆境，永遠保持低調、務實、勤勉的習慣。”

品讀王船山的一生，始于敬與愛的家風造就了他的忠和孝，而他為成全自己的忠孝之義，在未來作出了一個被當時所不解，固執甚至決絕的選擇。

用現在的話說，少年時期的王船山，就是“別人家的孩子”，7歲通讀“十三經”、14歲中秀才、23歲中舉人，如果按照既定的軌跡向前，那么他或許會繼續“春風得意”。

轉折發生在中舉后的第二年，24歲的王船山前往北京參加會試，卻因道路阻隔未能入京，被迫返鄉。這一年，是崇禎十六年（公元1643年）。

這一年，張獻忠攻陷衡州到處鉤索名流，王朝聘不慎被抓。王船山與兄長王介之單刀赴會，王船山以自殘救父，張獻忠被他的凜然之氣所折服，最終放了父子三人，此后，王船山過上了“棲伏林谷”的流亡生活。

在知曉復明希望渺茫后，王船山回到老家，先后在湘西金蘭茱萸塘筑“敗葉廬”，后又筑“觀生居”，第三次才遷徙至石船山下，即如今的“湘西草堂”。

在湘西草堂的正廳畫像中，堂聯的“六經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似乎講述著王船山畢生的追求。

深圳的張女士帶著兩個孩子來到船山故居游覽學習，“我很多同事是湖南人，這次孩子的作業要求學習文化名人的故事，大家都推薦來船山故居，于是我們特意帶著孩子來學習參觀。”

張女士告訴作者，選擇來船山故居還有一個原因，是被“六經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的氣節所打動，“這種氣節讓我感到震撼”。

感到震撼的不僅是張女士，也震撼了一代又一代的湖湘兒女。“為什么他的思想能夠吸引晚清那么多的文人志士，就在于他敢于‘開生面’勇氣與精神。”孟澤這樣解讀。

走進草堂，里面只有三間簡單的房子，樸素又簡陋。穿過中堂來到他的居室，除了一張床和衣柜，房間狹小到無法再容納其他的物件。

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王船山梳理了歷朝歷代興亡的歷史，總結了明朝興亡的原因。

200多年后，王船山的思想和氣節感染了另一群湖南人，郭嵩燾、譚嗣同、楊昌濟、毛澤東……以王船山的思想為武器，他們主動變革，尋求著救國之法，發出了時代的強音。而他們對王船山的推崇，也使得湖湘文化的影響擴散輻射至全國。

如今在衡陽縣，王船山的忠孝之風依然流淌在當地人的血脈之中。作為土生土長的衡陽妹子，船山故居工作人員賀瑤回憶說，“在我們這里，每個家庭都非常重視家教家風的培養，從小我就被教育，做人要正直勤勉，學知識學手藝更要注重實踐與應用，不能空談。在和朋友們交往時，要與人為善，和睦相處。”

“讀書教子，是傳家長久之要道。”王船山所留下的《示子侄》，教導后人如何讀書、做人、事親和交友，其撰寫的《傳家十四戒》，則成為后世子孫的擇業標準與基本守則。

王船山在家訓中提到：“能士者士，其次醫，次則農工商賈，各惟其力其時”，要將自己的職業與個人實際和社會現實結合起來。

王船山后人謹記這“十四戒”，在之后幾百年的家族傳承中，有人行醫、有人從商、有人務農，延續著堅忍的風骨，無一人成為王船山所不齒的“瑣屑計微利”之人。

這種家教家風的傳承，直接影響了王氏子孫。次子王攽著有《詩經釋略》。王船山四子王敔繼承了父親的遺志，在湘西草堂教書多年，并整理了王船山的大量書稿。這也為王船山的思想在清末大放異彩提供了基礎。

距離湘西草堂不足四公里的大羅山下，74歲的王船山病逝于草堂后被葬于此。墓廬旁有一小屋，是王船山第十一代后裔王多智的家。今年78歲的王多智守墓已有40余年。“我父親曾在縣城教書，后來回到了村里做起了守墓人，再后來我接替了父親的工作，成為了船山先生墓的守墓人。”

“從小我太公就告訴我們，要做個好人，不做壞事。”王多智告訴作者，小時候，他聽得最多的，就是家里長輩們“念叨”先祖的“十四戒”：不信迷信，不義之財不能收，守住本心。

王多智做了一輩子的農民，卻知足常樂，這與王船山傳遞的安貧樂道、自食其力的家訓影響有著極為重要的關系。

縱觀王船山的一生，良好而又嚴格的家庭教育給了他滋養。岳麓書院中湖湘文化的浸潤，給予了他氣節與堅守。而他又因家學家風的傳承，成為湖湘文化枝繁葉茂的源頭活水，經世致用、實事求是的思想如湘江之水奔流不息。

湘西草堂正堂上方的“岳衡仰止”匾額依舊煥發著“光芒”；園中王船山親自種下的兩株古柏樹如今依舊茂盛；王船山學風家風的影響，也依舊被湖湘學子代代相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