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人之間相約出游已是周末的休閑的生活方式，游玩時出現事故的情況時有發生，很有可能從事故一不小心變亡故，那么相約出行的同行者是否需要承擔賠償責任？ 案情簡介 歿者曾某奇生前與四被告或為大學同學或為前同事。2023年6月1日晚，曾某奇與四被告等八人在被告劉某家吃晚飯時，眾人相約一起前往某景區游玩。6月3日14時左右，曾某奇與被告蔣某某等十人行至事發地后，四被告等九人在事發地拐角處的空地上搭帳篷，曾某奇則離隊獨自一人游玩。當日15時12分左右，四被告在事發地戲水，此幕被曾某奇看到后拍照發給了朋友。因潭水過于冰涼，四被告戲水幾分鐘后就與其他五名同游者在帳篷處休息。15時25分許，被告伍某某聽見其他游客的呼救聲后，參與營救才知道溺水者系曾某奇。四被告一行人與其他游客經過十余分鐘的搜救未果，遂撥打了報警電話。南岳區消防大隊接警后趕至現場，與當地村民一起將曾某奇的尸體從潭底拉了上來。另查明，老龍潭周邊多處豎有“珍惜生命，禁止下水”“潭深水冷，禁止游泳”“水深危險，防止溺水”之類的警示標牌。 庭審后，被告伍某某、劉某、蔣某某、黎某某以書面方式表示，每人自愿補償二原告12 000元，共計48 000元。 一審法院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行為人因過錯侵害他人民事權益造成損害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即有過錯就有責任，無過錯則無責任。四被告與曾某奇等人相約到某景區游玩（非危險性活動）是一種情誼行為，不受法律的規制，不產生法律上的權利義務關系。在某景區沿途設置了安全防護欄桿，周邊多處設有警示標牌的情況下，四被告與曾某奇等人相約出游行為的本身并未開啟不合理的危險，該先前行為并沒有使得曾某奇處于危險之中，不應認定四被告因此對曾某奇擔負安全注意義務。曾某奇作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具有對事物的判斷能力和自我保護能力，尤其是其應知四被告戲水不久即因潭水冰涼而上岸時，仍自甘冒險，致自身生命于危險境地，應自行承擔民事責任。在沒有法定和約定義務的前提下，發現曾某奇溺水后，四被告等人與其他游客一起積極采取了營救措施，已經盡到了救助義務。法律不強人所難，連消防人員到場都無法立時將曾某奇從潭底救出的情況下，不應苛責四被告未盡救助義務，更不應以此作為認定四被告對曾某奇的溺亡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的理據。二原告訴求被告伍某某、劉某、蔣某某、黎某某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缺乏法律依據，本院不予支持。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十三條第二款規定：“當事人有權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處分自己的民事權利和訴訟權利。”被告伍某某、劉某、蔣某某、黎某某每人自愿補償二原告12 000元，共計48 000元，系其自由處分自己民事權利的體現，且不違反法律規定，本院予以確認。法院作出判決如下：一、被告伍某某、劉某、蔣某某、黎某某每人自愿補償原告曾某某、劉某某12 000元，共計48 000元，被告伍某某、劉某、蔣某某、黎某某應在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付清。 二、駁回原告曾某某、劉某某要求被告伍某某、劉某、蔣某某、黎某某承擔賠償責任的訴訟請求。 法官說法 法官表示，時下，青年人之間相約出游已成為一種生活方式，在游玩過程發生意外事件，涉及相約行為是否具有危險性和同游者是否具有過錯是審理該類案件關鍵。在審理該類案件時，首先就應判斷相約出游的先行行為是否產生危險性，有危險性即同游者有注意義務；其次判斷同游者是否履行注意義務，義務履行的程度即決定承擔責任的比例。以下，結合本案案情，對相約出游的先行行為是否產生危險性及相關法律問題進行分析。
一、相約出游行為的注意義務來源
相約出游是一種情誼行為，屬于社交層面的日常交往，不受法律的規制，也不產生法律上的權利義務關系，但是，情誼行為并非絕對不產生法定的權利義務關系。依照先行行為危險理論，相約出游產生安全注意義務，一定是相約出游的先行行為明顯地開啟或維持了一定的危險，因而同游者需負擔安全注意義務和救助義務。因此，判斷相約出游的同行者是否負擔注意義務需要考量游玩活動的危險性。本案中，當事人相約去景區游玩，并不包含游泳等危險活動，且在景區內隨處可見警示標語，可認定讓受害人陷入溺水的危險之中并非同游者相約出游的先行行為導致的，因此，同游者即四被告對受害人不負有安全注意義務和救助義務。相反，受害人作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具有對事物和周圍環境的危險性具有判斷能力及自我保護能力，尤其是其應知四被告戲水不久即因潭水冰涼而上岸時，仍自甘冒險，致自身生命于危險境地，應自行承擔民事責任。
二、相約出游的注意義務不宜擴張
傳統侵權責任法確立了風險自擔原則，只有在法律規定的情況下，行為人才需要承擔注意義務，這種注意義務一般來自身份關系和合同關系。但是隨著社會風險的擴大，法律必須在救助他人和行為人的行為自由中尋找平衡點，這必然導致注意義務的擴張。同游者在特定情形下需要對彼此承擔注意義務，這種義務的正當性基礎在于同游者相約出行的先行行為使得當事人處于一定的危險之中。在實踐中不宜過分擴張先行危險行為理論中的“危險性”,例如朋友之間相約逛街、自助式登山、參加文體活動等日常生活中，那么是否可以認為相約逛街、自助式登山、參加文體活動這一先行行為增加了發生事故的概率，因此，同伴對受害人產生了注意義務。我們認為這屬于對“先行危險行為”的不當擴張，對于日常的、并不明顯開啟或維持危險境地的情誼行為不能納入“先行危險行為”的范圍，否則將嚴重影響人們的正常社交活動，限制人際關系的發展。
三、公平責任不宜“和稀泥”適用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六條規定：“受害人和行為人對損害的發生都沒有過錯的，依照法律的規定由雙方分擔損失”。適用該條規定需滿足兩個條件：一是雙方對損害結果的發生均無過錯；二是行為人與損害結果的發生存在某種特殊關系，詳而言之，第一、存在法律意義上的因果關系；第二存在事實上的某種關聯；第三、有法律明文規定。結合本案，同游者并未開啟或維持了一定的風險，使受害人遭受損害的概率增加，應認定同游者與損害結果的發生不存在關聯，且無過錯，故不應依據公平責任讓同游者承擔責任，用公平責任來對責任承擔進行“和稀泥”。
四、鼓勵和確定補償責任的適用
在本案中，四被告雖不用承擔賠償責任，但法院依法確認四被告每人自愿向二原告支付12 000元的補償責任。該補償責任不僅吸納了時代沉淀下來的民風習俗、優良傳統、倫理規范等，還突出強調合乎社會正義價值的自愿原則和社會信賴價值的誠信原則，集中體現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要求。當個人權利受到侵害時，既要善于發揮法律、制度的剛性約束功能，也要注重個人的道德、修養培育，法律規范才能溫暖人心、點亮生活。尤其隨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斷融入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建設，并日益深入人心，必將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強大的價值引導力、文化凝聚力和精神推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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