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品：江竹筠在獄中寫給譚竹安的信，即著名的“托孤信”，縱14.5厘米，橫12.5厘米。毛邊紙質，自制“墨水”書寫。全信共554個字。譚竹安是江竹筠的丈夫彭詠梧的發妻譚正倫的弟弟，中共黨員。該信由監獄少尉看守、我黨地下聯絡員黃茂才從獄中帶出，秘密送到重慶市育才小學，交給譚竹安。1962年，重慶市博物館舉辦烈屬座談會，會上提出要搜集整理烈士遺物的意向。這時，作為江竹筠親屬參會的譚竹安說，他珍藏著一封江竹筠犧牲前給他寫的親筆信。會后，譚竹安將江竹筠這封托孤遺書捐贈重慶市博物館（今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
“紅巖上紅梅開，千里冰霜腳下踩，三九嚴寒何所懼，一片丹心向陽開……”50多年來，隨著歌劇《江姐》主題曲《紅梅贊》為一代代中國人傳唱，那個身穿藍布旗袍，外罩紅色毛衣，圍著白色圍巾，梳著短發的巾幗英雄江姐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江姐”，原名江竹筠，一位優秀的中共女地下黨員，1949年11月14日被國民黨軍統特務殺害于重慶渣滓洞監獄，為共產主義理想獻出了年僅29歲的生命。
江竹筠烈士
江竹筠，又名江竹君、江志煒。1920年8月20日生于四川省自貢市大山鋪江家灣的一個農民家庭。10歲時，江竹筠到重慶的織襪廠當了童工。11歲時，又進了重慶的一所教會辦的孤兒院，邊做工邊讀書。在苦難的生活經歷中，江竹筠對當時的社會制度充滿了憎恨，同時也養成了刻苦學習的精神。1939年，江竹筠考入重慶的中國公學，并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1943年，在黨組織的安排下，23歲的江竹筠與中共地下黨重慶市委領導人之一彭詠梧假扮夫妻，組成“家庭”，作為中共重慶市委的秘密機關和地下黨員學習輔導中心。她的主要任務是負責通信聯絡。他們二人只有夫妻之名，實際上還是領導與被領導、上級與下級的關系。為了安全起見和工作需要，彭詠梧建議江竹筠報考號稱“民主堡壘”的四川大學。對只讀過一年高中的江竹筠來說，考上大學談何容易。但她向老彭保證：“為了完成黨交給的任務，我愿意拼命！”經過3個月的復習，1944年，江竹筠化名江志煒，考入四川大學農學院植物病蟲害系，1945年，轉入農藝系。在川大讀書期間，按照中共川東特委的要求，江竹筠不轉組織關系，以隱蔽為主。她在川大度過了兩年短暫時光，但她對川大同學的影響卻是持久而深刻的。看似默默無聞的她，用自己的方法積極引導學校進步學生和團體的活動。因此，在她后來艱苦而危險的地下斗爭中，得到了一些川大同學的幫助。1945年，經組織批準，并肩戰斗了兩年的假夫妻結成了真正的革命伴侶。1946年4月，江竹筠生育時遇到難產，當時彭詠梧不在身邊，為了在地下斗爭中輕裝上陣，她大膽地做出剖腹產和絕育兩個手術同時進行的決定。兒子彭云（小名云兒）出生后，她把愛子托付給彭詠梧的發妻譚正倫（幺姐）撫養。就這樣，為了黨的事業，江竹筠舍棄了再一次做母親的機會和與唯一的親骨肉團聚的機會。
江竹筠一家唯一的全家福
1946年江竹筠大學畢業后回到重慶，擔任彭詠梧的助手，協助他處理相關事務，負責黨內黨外的日常聯絡工作。同志們都親切地稱呼她為“江姐”。1947年，在“反內戰、反饑餓、反壓迫”的學生運動中，受中共重慶地下市委的指派，江姐負責組織大中學校的學生與國民黨反動派進行英勇斗爭，并在彭詠梧的直接領導下，擔任中共重慶市委秘密刊物《挺進報》的聯絡和組織發行工作。僅僅幾個月，《挺進報》發行量達到1600多份，引起國民黨當局極大恐慌。同年秋，彭詠梧奉命出任中共川東臨時委員會委員兼下川東地工委副書記，領導武裝斗爭。江姐以川東臨委及下川東地委聯絡員的身份和丈夫一起奔赴斗爭最前線。1948年1月，彭詠梧在組織農村武裝起義時不幸犧牲，其頭顱被敵人割下掛在城門上示眾。江姐路過城門時目睹這一情景，心如刀絞。她在給譚竹安的信中曾經寫道：“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里死去，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中活著”，“所以他是活著的，而且永遠的在我的心里。”于是，她擦干眼淚，強忍悲痛，毅然接替丈夫的工作，繼續戰斗在川東門戶萬縣。她說：“這條線的關系只有我熟悉，我應該在老彭倒下的地方繼續戰斗。”
1948年4月，偽裝進步的特務打入《挺進報》的發行機關，敵人以順藤摸瓜的方式破壞了中共重慶市委。同年6月14日，由于叛徒出賣，江姐不幸在萬縣被捕，被解往重慶行轅二處，后被囚禁于國民黨軍統集中營——重慶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監獄。這里與白公館并稱“兩口活棺材”。特務們看到江姐是一個年輕女子，還有一個年幼的孩子，這正是他們想要的突破口。于是，他們軟硬兼施，想盡各種辦法，企圖從這個年輕的女共產黨員身上打開缺口，以破獲領導川東暴動的黨組織和重慶中共地下黨組織。國民黨軍統特務對江姐用盡各種酷刑，老虎凳、吊索、帶刺的鋼鞭、撬杠、電刑……甚至殘酷地將竹簽釘進她的十指。面對敵人的威逼利誘、嚴刑拷打，江姐始終堅貞不屈，保守黨的秘密。她說：“你們可以打斷我的手，殺我的頭，要組織是沒有的。”“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驗。竹簽子是竹子做的，共產黨員的意志是鋼鐵鑄成的!”江姐領導獄中的難友與敵人展開堅決的斗爭，同志們親切地稱她為“中國的丹娘（即蘇聯衛國戰爭中的女英雄卓婭）”。
為了革命事業，江姐可以舍棄一切，她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自己唯一的骨肉云兒。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消息傳到獄中，江姐和難友們一樣的激動、興奮。同時，她也預感到敵人可能會狗急跳墻。為防止不測，1949年10月18日（農歷八月二十七），她寫下了最后一封信，就是這封給譚正倫的弟弟、共產黨員譚竹安的托孤信。當時江姐拖著受刑后還沒完全恢復的右手，在獄友的幫助下，將吃飯時偷偷藏下的筷子磨成竹簽，制成“蘸水筆”。然后蘸著由爛棉絮燒的灰兌水調成的特制“墨水”，在如廁用的毛邊紙上寫下這封遺書：
竹安弟：
友人告知我你的近況，我感到非常難受。幺姐及兩個孩子給你的負擔的確是太重了。尤其是現在的物價情況下，以你僅有的收入，不知把你拖成甚么個樣子。除了傷心而外，就只有恨了……我想你決不會抱怨孩子的爸爸和我吧？苦難的日子快完了，除了這希望的日子快點到來而外，我甚么都不能兌現。安弟！的確太辛苦你了。
我有必勝和必活的信心，自入獄日起（去年6月被捕）我就下了兩年坐牢的決心，現在時局變化的情況，年底有出牢的可能。蔣王八的來渝固然不是一件好事，但是不管他若何頑固，現在戰事已近川邊，這是事實。重慶在（再）強也不可能和平、京、穗相比，因此大方的給它三四月的命運就會完蛋的。我們在牢里也不白坐，我們一直是不斷的在學習，希望我倆見面時你更有驚人的進步。這點我們當然及不上外面的朋友。
話又說回來，我們到底還是虎口里的人，生死未定，萬一他作破壞到底的孤注一擲，一個炸蛋（彈），兩三百人的看守所就完了。這（種）可能我們估計的確很少，但是并不等于沒有。假若不幸的話，云兒就送你了。盼教以踏著父母之足跡，以建設新中國為志，為共產主義革命事業奮斗到底！
孩子們決不要驕（嬌）養，粗服淡飯足矣。幺姐是否仍在重慶？若在，云兒可以不必送托兒所，可節省一筆費用。你以為如何？就這樣吧。愿我們早日見面，握別，愿你們都健康！
竹姐
八月廿七日
來友是我很好的朋友，不用怕，盼能坦白相談。
1949年11月14日，在重慶解放前夕，江姐被特務秘密槍殺于重慶歌樂山電臺嵐埡，并用鏹水毀尸滅跡，時年29歲。在江姐身上，融合了革命的英雄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兩種精神。她是一位堅強的戰士，同時也是一個好妻子、好母親。她懷著對革命事業、對新生的人民共和國的無限向往，又舍棄了她難以割舍的一切……
11月27日，人民解放軍相繼攻克重慶外圍的國民黨據點，重慶解放在即。國民黨軍在倉皇逃跑前，對囚禁在白公館、渣滓洞等監獄的革命志士進行了瘋狂的大規模屠殺，制造了震驚中外的重慶“一一·二七”大慘案，許曉軒、譚沈明、劉國志等近200名中共黨員和愛國民主人士犧牲在敵人的屠刀之下。
解放后，大屠殺幸存者羅廣斌、楊益言根據親身經歷創作了反映重慶解放前夕共產黨人地下革命斗爭和獄中斗爭英雄事跡的長篇小說《紅巖》，1961年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引起極大轟動，成為當代中國發行量最大的革命歷史小說。它真實再現了包括江竹筠在內的一個英雄群體。平凡的幸福是人本能的向往，江姐或者江姐們慷慨赴死，是為了能夠讓更多的人去擁有這樣的幸福。之后，江姐的事跡相繼被搬上了舞臺、銀幕和屏幕，家喻戶曉，廣為傳頌，教育、影響和激勵了幾代人。歌劇《江姐》中的著名唱段《繡紅旗》《紅梅贊》等，幾十年來廣為傳唱、經久不衰。從黨和國家領導人到普通群眾，都為她的英勇事跡和不朽精神所深深感動。
1964年10月13日，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觀看空政文工團演出歌劇《江姐》后和演員合影
2009年，江竹筠被評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江竹筠等革命先烈對共產主義信念的執著追求、為國家為人民無私奉獻的精神，是民族精神、時代精神、共產主義精神的有機統一，是歷史留給我們的寶貴精神財富。她曾激勵幾代中國人奮發向上，在新的歷史時期，她仍然是激勵中華兒女開拓進取的強大精神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