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丁寶楨（1820—1886）的名字，許多人都不陌生，這位晚清大臣“前門接旨，后門斬首”，以大智大勇斬殺了御前大太監安德海，發明了“宮保雞丁”這道舌尖上的美味佳肴。而對他治理水患、興修水利等事跡卻鮮為人知。

丁寶楨并非水利專家出身，但他為官心系百姓民生，十分關注防洪、灌溉、水運等治水要事，兩治黃河水患、完成都江堰當時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修復、開通四川至貴州、云南數百公里的鹽運航道。在任山東巡撫、四川總督期間上奏的400余折奏章中，關于治水相關的竟多達65折。

山東黃患堪稱“無歲不決，無歲不數決”。1871年，黃河在鄆城縣侯家林決口，多個州縣被淹。新任河道總督喬松年以“費用浩繁”為由極力推脫。而時任山東巡撫的丁寶楨素以治黃為“政事第一要務”，顧不上有越俎代庖之嫌，決意抱病銷假，親自督修。這年正月初二，他就帶病趕赴工地，深入勘測，擬定方案，日夜與工人夫役同甘共苦，民眾也備受鼓舞，爭先恐后搶救決口。兩個月之內，不僅成功堵住決口，還增筑堤壩一百多里，受到同治帝嘉獎，稱其“勇于任事、督率有力”“艱巨獨任、功成迅速”。

1873年夏，黃河石莊戶決口，丁寶楨決定在嚴冬時節河水干涸時堵塞。他因請假回鄉修葺被盜損的祖墓，將堵塞重任委托給同僚。但直到次年10月，丁寶楨回任銷假，才得知工程尚未動工。看到眼前一片汪洋、民不聊生，他十分痛心，一邊盡力撫恤災民，一邊立即著手組織督修，并于1875年春完成工程合龍。同月，丁寶楨又奏請“再就北面灘地接筑長堤”，歷時5個月，在石莊戶下游筑起了250里的障東堤，保障了近百年來此地黃河不再決口。

1876年，丁寶楨調任四川總督，又開啟了十年治蜀的進程。其時，都江堰年久失修，水患日甚，且每年都因為春灌無水，導致農民連年到官府上訪。于是，丁寶楨上任第二年便開始了組織大修都江堰的工程。丁寶楨將都江堰分水魚嘴等重點堤堰部位全部改用條石修砌，意在修建成永久性的防洪堤，以免“歲修累甚”。然而，工程剛竣工，岷江就遭遇了百年難遇的大洪水并歷時一月之久。盡管整體上新整修的都江堰工程質量經受了嚴峻的考驗，但部分工程仍被毀壞。當時恰值洋務運動與守舊勢力爭斗，守舊派借機要求調查身為洋務派中堅的丁寶楨。調查表明，不僅工程符合技術規范，也沒有查出貪腐問題。但清廷仍以“堰功敗于垂成，復蹈明之覆轍”為由，將丁寶楨降級，仍保留總督之職。丁寶楨并未怨天尤人，反而自備經費，再次興工修治，到1880年終于功成，灌溉面積由原來的一萬畝擴大到十幾萬畝，結束了都江堰百年不治的歷史。

丁寶楨之所以能在興水利治水害方面如此成績卓著，跟他善于對治水的領導和管理是分不開的。他在治水過程中不唯上、不唯古，實事求是，科學治水。在工程施工中，他不僅成立了指揮部門，還專門設立了類似現代的會計、統計、審計、監察等機構。他還十分重視工程管理和經費使用，制定了比較完備的災民參與修堰和經費核算管理制度。丁寶楨把治理水害、興修水利的每筆工程賬目都算的明明白白，分毫不貪。如1875年丁寶楨督監修筑黃河障東堤結束后，拉出了“菏澤賈莊大工合龍收支各款清單”，尾數精確到“六錢九分八厘”，余款精確到“四十五兩三錢二厘”，并親自撰文書寫障東堤碑，此碑至今仍屹立在菏澤李村鎮黃河岸邊，在碑文中用近一半的篇幅記錄工程賬目，意在向朝廷、向百姓、向歷史交一筆客觀真實的明白賬。

丁寶楨一生風清氣正、廉潔奉公。搶修黃河賈莊口工程原計劃用銀98萬兩，丁寶楨厲行節儉，親自督率，竣工時僅用了54萬兩，節資幾近一半；朝廷獎勵的4萬兩銀，他如數撥給貴州修建道路橋梁；他常年扶危濟困，平日俸金多數用來接濟貧民，捐助教育；從政20余年后唯一的一次回鄉，也不忘倡導辦學，為鄉村的私學題匾，為家鄉的書院維修捐款。

更讓人想不到的是，他身為朝廷重臣、封疆大吏，晚年竟要靠舉債度日。病危時，他認為所欠債務已無力償還，只能上奏朝廷：“所借之銀，今生難以奉還，有待來生含環以報。”最后竟靠“僚屬捐送賻金”才得以入土為安。丁寶楨逝世后本應葉落歸根，歸葬貴州，但老家蕩然無存。丁寶楨任職山東按察使后，便攜家眷和族人到山東。因此，丁寶楨病逝后，山東百姓聯名請求將其靈柩運至濟南安葬。光緒帝為之動容，同意“準葬山東”。四川、貴州、山東千萬百姓更是無不“思之輒隕涕”。

丁寶楨的同僚，曾如此評價他，“其嚼然不欺，其毅然不撓，其知有國而不知有身，其天性然也”，可謂知人之論。